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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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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作者:大江宁静

01

满清末年出现过两次重大危机。第一次大危机是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及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建立政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攻陷帝都,火烧圆明园,咸丰都仓皇逃到热河避难,忧愤之下死在热河,留下孤儿寡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外有强敌,船坚炮利无法抵挡;内有民变攻占南京建立割据政权,局势跟明末崇祯年间十分类似,而且朝廷上母壮子幼,两宫太后跟顾命大臣争权夺利,咸丰尸骨未寒即诛杀、罢黜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怎么看都是一幅亡国的气象。清末淮上枭雄苗沛霖都认为清廷是秋后的蚂蚱——时日不多了,抗拒清廷要其北上勤王的命令,倒向太平天国,被封为奏王。

苗沛霖跟曾国藩类似,靠地方办团练起家,与曾国藩不同的是,不像曾国藩是科举同进士出身,年纪轻轻即跻身部堂高官,官场人脉雄厚;而苗沛霖只是秀才出身,连举人都未中,太平天国乱局未启之前,靠在乡间做塾师为生,生活贫困,对朝廷怨气很深,这点倒跟洪秀全的经历有几分相似。所以苗沛霖得志后一再跟朝廷大员冲突,明目张胆不听号令,不像曾国藩、袁甲三之类进士出身办团练的,至少明面上还是遵从朝廷命令,有啥也是私底下搞些小动作暗战。苗沛霖把自己的潦倒归结于读书,在《秋宵独坐》一诗中写道:

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
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颇有几分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不过首鼠两端的苗沛霖错估了形势,尽管后来看到太平天国局势不妙,反叛诱捕英王陈玉成作为投名状。然而当太平天国、捻军运动相继失败后,苗沛霖也迎来了他的末日。

为何满清没有像明末一样亡国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慈禧不比崇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没有政治经验,上来就一边倒诛杀魏忠贤一系,致使东林党独大;慈禧对于朝堂平衡很有一套,拉一派、打压一派,维持平衡玩得顺溜。

其次对于地方督抚也敢于放权,允许地方自办团练,不像崇祯,对孙传庭的地方实力派始终心存猜忌,刚一消灭高闯王就将其下狱,潼关之战哪怕孙传庭已经战死,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地方督抚势大割据,可谓是典型的“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心态,如果能放权给孙传庭等人,大明也不会在满清入关后数年内就全盘崩溃。

慈禧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团练起家的汉人督抚虽然也有猜忌,但是总体上还是放权的,形成了一种外重内轻的局面。当然,贸然放权地方还是有风险的,如东汉末年,为应对黄巾起义,朝廷放权地方,实行地方牧守负责制,结果黄巾平定后,地方上牧守割据一方。

清末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在庚子事变中,江南和山东的督抚不尊朝廷的命令,没有对英法等国宣战,而是签订了一个《东南互保》协议,朝廷权威荡然无存。不过,在慈禧老到的政治手腕下,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并未对朝廷形成威胁,终结清廷的袁世凯事实上是中枢大臣,朝廷大力培养用来制衡地方督抚的人才。

放权后的地方督抚大肆开工厂、造枪炮,办洋务,引入西方先进科技,不仅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得眼看就要灭亡的清廷出现“中兴”的态势,史称“同治中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被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02

满清的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义和团事件中,慈禧对11国宣战,结果又一次被攻破帝都,慈禧跟她丈夫咸丰一般仓皇“西狩”,不过这次逃得更远,跑到西安才停下来。庚子事变的缘起,楼主有文章 庚子事变启示录 讲过,就不再复述。

义和团运动是民间结社自保,请神上身之类的做法跟白莲教、太平天国天父、天兄附身的做法无异,只是神名不同而已。义和团运动最初也是反朝廷、反官府的,只是太平天国、捻军等运动都被消灭,眼看局势不妙才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本来这类民间结社活动一向是清廷严厉打击的对象,不过因为朝廷政治斗争,牵涉到光绪废立,顽固派想利用义和团运动作为废光绪的棋子而玩火,最后玩火自焚收不了场。

在“西狩”西安的路上,慈禧痛定思痛,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文中说道;“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

把庚子事变归于顽固派大臣误导,“首祸诸人,叫嚣隳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腋。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浸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

顽固派大臣被推出作为替罪羊,共有147名官员被处死,级别最高的是庄亲王载勋,就是力主义和团进京,并在家中开设拳坛的那位王爷,被赐予自尽;此外被慈禧赐令自尽的高官有: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被判定为斩立决的高官有: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

当初喧嚣一时的顽固派势力如冰雪一般瓦解,帝国的掌舵人慈禧在方针政策上来了一个大转弯,清廷开启了清末新政之路。

03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上谕写道:“……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然而不久之前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杀害、庚子事变时期五大臣(庚子五忠)反对对西方各国宣战遇难,因言获罪的案例犹在眼前,各地督抚大臣不知老太后葫芦里卖什么药,多说多错,不说不错。整整2个月,没有一人上奏。

直到4月25日,出任山东巡抚才一个多月的袁世凯开了第一炮,上奏提出变法,主张循序渐进,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具体包括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辩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十个部分。

奏折被清廷留中不发,毕竟袁世凯此时才四十出头,担任地方督抚之类的高官不过一年,分量还不够重。之后7月份两位重量级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清廷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建议为蓝本,开启了清末新政的帷幕。

袁世凯也因为率先支持新政而升任直隶总督,大力在河北、天津一带练新军、创巡警、开新式学堂、办工厂,推行新政,成为北洋集团的领头人。

清末新政的变法力度是相当大的,是一次全面的改革。

首先是在经济上改革,实现经济自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清政府开始“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与此同时,逐步建立了相应的现代财产所有权制度。之前清朝承袭传统,不承认私人财产所有权。《大清律》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这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直到新政取消了这一限制。

清末新政在法律上也进行了变革,摒弃了《大清律》的传统条款,开始跟西方国家法律接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初步建立了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对教育进行了改革,1905年9月份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废止了科举制度,从隋唐时期开始延续上千年的科举选士制度于1906年彻底终止。

改革官制也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

编练新军,这在推行新政之前就已经开始,1895年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即在小站练兵,奠定了北洋的基础。新政将练新军向全国推广,各地督抚都开始编练新军。

最重要的改革则是制度上根本变革。准备以日本为蓝本,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使西洋,周游各国考察学习,回国后准备开议会,预备立宪。

五大臣出国考察

清末新政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首先是思想上的解放,民间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文化的热潮。如之前支持洋务运动的大臣郭嵩焘,曾经出使英国,被朝野上下骂为“假洋鬼子”、“贰臣”,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理由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而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人人开始以送子弟留洋为荣,去做驻外公使炙手可热,是一个官员们争抢的差事,社会风气、舆论大为不同。

在经济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清末新政期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 在矿业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

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清末新政前,光绪25年(1899年),清廷的财政收入约为8000余万两白银,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收入首次突破亿万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收入为2以3千余两,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收入2亿6千余万两,宣统三年清廷垮台前,收入将近3亿万两,使得晚清出现一幅“蒸蒸日上”的回光返照景象。

革命党人对于清末新政惊恐万分,清廷都新政改良了,革命还有出路?所以极力阻挠。革命党人吴樾9月24日以炸弹刺杀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被炸身亡,五大臣只有2人受轻伤,不过行程延后至12月出洋考察。归国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只是吴樾的牺牲也并未能阻止清廷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04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

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主要还是领导人的原因,倒行逆施所致。1908年,慈禧、光绪相继过去世(光绪为慈禧毒杀,为避免光绪当政后翻案清算),在选立帝国接班人的问题上,慈禧作为为高明的政客、低劣政治家的缺点暴露出来。帝国刚刚从亡国的边缘走出来,她考虑的不是选择能干的长者作为接班人,而是立只有三岁的溥仪作为小皇帝,继承他儿子同治帝的嗣统。帝国的实际掌权人为溥仪的父亲,监国摄政王载沣。载沣此时也不过是一位26岁,没有多少政治历验的年轻人。而且其才能平庸,连他的亲兄弟载涛都说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载沣掌握权力后,做的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把权力从汉人地方督抚手中收回到满人亲贵手中。

在地方上,汉人督抚出缺,他大肆任命满人就职,如1909年夏,江苏巡抚汉人陈良泰卒,他以满人瑞澂接任江苏巡抚;直隶总督汉人杨士骧卒,他让满人端方接任直隶总督;1910年春,河南巡抚吴重熹免职,他让满人宝棻接任。这些举措让大力推行新政的地方汉族官员跟朝廷离心离德,放纵了社会上和军队中的排满言论,倒向了革命一边。

中枢机构中,他把能臣袁世凯逐出朝廷,将原本由地方督抚控制的编练新军的工作收归中央,由新设立的军咨处统管,军咨处的正大臣是他的亲弟弟25岁的载涛,还任命也是毫无军事资历的另一位26岁的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他自己则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还把大量满族宗室子弟安插到新军中任职。他认为这样就能掌控军权了。

载沣觉得军权在握,在元老大臣张之洞对他提建议,认为其要提拔的的亲贵舆情不属,物议沸腾,恐怕激起民变。载沣说了一句名言:“不怕,有兵在”。张之洞闻此言后,退而叹之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张文襄公年谱》中还记载了张之洞与载沣之间的最后一段对话,1909年张之洞病重,眼看不治,载沣前去探望。

载沣安慰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张之洞回答:“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等载沣离开后,陈宝琛进来问张之洞:“监国之意若何?”张之洞叹息说:“国运尽矣!”元老重臣即将逝世,作为一位年轻的监国根本不请教其治国方略、询问何人可用,这大概是张之洞对载沣失望至极的原因吧。

只是载沣任命这些毫无资历和历验的宗室亲贵不过是绣花枕头,遇事宛如泥塑木雕。如武昌起义初起,载沣10月12日任命满清贵族、陆军大臣荫昌为前线总指挥,将北方还听指挥的新军编成一、二两军的战斗梯队,分次开往湖北前线,准备平定起义。京城由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主要是满人)拱卫,由载涛督率。结果荫昌一到到信阳后就被围困在火车上,束手无策。无奈,载沣只好起用了曾被他罢黜的袁世凯。

另一满人大臣被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则为卫队所杀,兄弟二人首级被新军传送武昌。

导致清朝的轰然倒塌还有财政赤字危机,虽然财政收入连年递增,但是由于新政开支巨大,官员中饱私囊,因而赤字大增,民众不堪重负。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起因就是清廷财政困难,把路权收归国有,与民争利所致。

在推行立宪时则载沣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1911年5月,载沣裁撤军机处,成立新内阁。新内阁里,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大臣4名,蒙古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5人,开创了有清一代皇族参与中枢人数之最。此前的军机大臣都是满汉各半,皇族成员最多一人而已。

他任命满人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后又调铁良为江宁将军,改荫昌为尚书。载沣的弟弟载涛掌军咨府(总参谋部),亲贵良弼掌禁卫军。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洵任海军部尚书。另一个亲贵辅国公载泽任度支部(财政部)尚书。

清朝从同治时期开始,就形成了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在外交、军事和内政上,地方督抚中汉大臣是绝对的中坚。以慈禧太后的精明老练,都没对这个格局大调整。只是利用汉人督抚互相制衡,如用左宗棠制衡曾国藩,用李鸿章制衡左宗棠,用袁世凯压制李鸿章、张之洞等等。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处置了一批地方官员,等等。非不想,是不能也。可是载沣这个愣头青一上来就全面把督抚手中的兵权、财权都尽量收上来,让自己的兄弟和满洲亲贵掌管。以至于地方汉大臣都普遍意识到清廷已经不再信任他们了,也不再需要和依赖他们,需要另起炉灶了。

这些倒行逆施的举措令立宪改良派和地方实力派大失所望,武昌起义一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各地的地方督抚、咨议局、参议员是推动宣布独立的主力。

这些危机,如果应对得当都是可以避免的,载沣其实跟明末的崇祯一样,是真正导致亡国的罪魁祸首。载沣的倒行逆施导致清末新政带来的蒸蒸日上的景象沦为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

不过跟崇祯不同的是,载沣在事不可为时候不像崇祯一般死硬到底,而是认清形势,交权袁世凯后就退出了权力中枢,不再过问世事。此后也绝不参与复辟之事情,如张勋复辟载沣就未置可否,对于溥仪被日本人利用做棋子也是极力不赞同,全家始终不愿意去东北。

载沣作为一个平庸之人在大势去后,还算有自知之明。不像崇祯,死到临头,还说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千错万错都是臣下的错、敌人的错、社会的错,他自己不过是个天真无邪的好孩子。所以载沣最后比崇祯下场要好,得了善终。可见哪怕是错到了最后,回头也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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